1.五四运动在广州的深入发展,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广州,各界人民纷纷响应,五四运动在广州得到迅速的发展。由于广东毗邻海外,又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得风气之先,历来外出求学的青年较多,五四以前,就有不少青年人到上海、北京以至日本、欧美等地求学。加上广东独特的政治环境,与其它省区相比,较为宽松,各种议论时政,介绍国内外事件的报刊杂志较为风行。因此,广东青年互通信息比较快,接触新思想新文化比较早。“所以,`五四'运动一经在北京发生,广东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就显得特别敏感”,立即投入运动。
1919年5月7日,广州各校师生结合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活动,开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5月11日,广州各界群众在东园举行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会后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州几乎全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都参加了”(胡提春《五四运动在广州》,载《五四运动在广州资料选编》)。5月25日,广州50多间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高等师范学校集会,抗议缔结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要求收回青岛,并决定组织追悼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北大粤籍学生郭钦光大会。第二天,各校学生齐集高师;举行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追悼会成为一个誓师大会,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在广州的深入发展。
5月底,广州两大学生组织——“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中上学联合”)和“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简称“省会学联会”)宣布成立。这两个组织,特别是“中上学联会”,统率起全省的青年学生,并联合社会各阶层,在广东开展了一场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运动。
这场运动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而当时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广东督军)却与北洋军阀政府遥相呼应,采取各种手段来对付广州的爱国群众运动。他们发出镇压运动的通电、布告,对群众进行恫吓,派出军警破坏学生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和抵制日货等活动,甚至采用卑鄙手段,撤换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校长,开除革命学生的学籍,企图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镇压下去。但青年学生不畏强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英勇斗争。5月30日,两大学生组织发动学生3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宣传抵制日货,游行队伍还冲击了买办日货的先施、大新、真光三大公司(群众称之为“三大亡国公司”)。“中上学联会”组织的检查日货、抵制
日货、捣毁焚烧日货的群众运动,一浪接一浪地向前发展。针对反动当局开除学运领导骨干和学运积极分子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符明昌、郑彦范、冯菊坡等人的学籍,“中上学联会”组织学生与反动当局作斗争,终于迫使当局恢复这些学生的学籍。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广州青年的先进分子进一步提高了革命觉悟,一批青年领袖人物脱颖而出,如彭湃、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杨匏安、黄学增等。尤其是“中上学联会”的副会长周其鉴、执行委员刘尔崧、阮啸仙等人,作为广州五四运动的知名领导人,在运动中充分展现了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这些优秀的青年领袖人物,后来成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骨干。
2.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影响着广州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在广州的深入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这就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经受五四运动的锻炼,云集于广州的青年先进分子推崇新思想,立志改造旧社会。他们成立各种团体,出版刊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风行全国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以及当地出版的十余种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国民报》、《中华新报》、《粤报》、《羊城报》、《大同报》、《岭海报》、《广东群报》等,在广州广为发行,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留日回国在广州任中学国文教员兼记者的杨匏安,从1919年7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续发表了40多篇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章,特别是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连续19天连载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问世,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章赞颂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杨匏安文集》第131页)。他大声疾呼,现在是到了劳动者奋起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了。参加过北京五四运动的粤籍北大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曾直接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1920年7月,他们从北大毕业回广州执教,在教学活动中积极宣传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并和广州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取得联系,在此基础上,于1920年10月创办了《广东群报》。在《广东群报》的创刊号上,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明确指出,《广东群报》的目的,就是改造社会,它的责任“就是负担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广东群报》1920年10月20日,转引自《广州青年团沿革》)。创刊号还登载了陈独秀撰写的《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对广州青年提出希望,要求他们“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的佣奴”(《“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21页)。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先进分子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人,则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向群众尤其是青年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必须对黑暗的旧社会进行“改造!改造!
3.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共产党组织的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有一个过程。在整个创建过程中,共产党组织起着直接指导的作用。
1920年夏秋间,就在广州先进青年开始酝酿建立革命团体的时候,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决定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建立相应的组织。广州的建团工作是由陈独秀函约谭平山、陈公博等人负责进行的。
1920年8月,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开始建团活动。他们通过《广东群报》,联络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从中发展团员。同年11月下旬,区声白、赵司农等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互助团与青年团合并,共有团员数十人,并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选举谭平山等为领导人。大会还通过章程,规定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广东群报》1921年1月27日,转引自《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二集)。可是,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与科学社会主义者毕竟信仰不同,这就导致了青年团内部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来广州任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到广州后,亲自指导青年团工作,他与无政府主义者来往磋商,坚持“集权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不满陈独秀的“专横”,接受不了“青年团之集权主义”,于1921年3月间决议退出了青年团。这样,原来以“研究社会主义”为宗旨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没有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青年周刊》第4号),组织活动陷于停顿状态,于5月以后停止了活动。
党的“一大”以后,决定在各地正式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广州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又是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负责人的谭平山,“接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12月,他恢复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并以广州青年团为基础,筹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期间,负责主持全国青年团恢复工作的张太雷,于1921年12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去广西桂林访问孙中山,并来广州指导建团工作。
1922年3月14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39周年的日子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谭平山在会上致词。他着重强调“我们组织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本团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因为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变社会的能力”(《青年周刊》第4号)。会后,经团员讨论、修改,最后通过并在《青年周刊》第6号上公布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修正章程》。根据章程的规定, 4月6日经过以通讯选举的方法,产生了团的正式领导人,谭平山被选为书记,还选出了7个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由他们组成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总理一切团务。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成员来自广州,集中于广州和活动在广州,这实际上就是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的发展和扩大,故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通常也称作广州青年团。至此,广州青年团已经成为一个宗旨明确,组织比较严密的青年革命团体。广州青年团的创建工作已经完成。
考察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创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强调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0年11月最初成立时,只是笼统地提出“研究社会主义”,“同情社会主义”,并没有标明是哪一种主义,因而走了一段弯路,导致团组织活动的一度停顿。到1922年3月创建工作完成时,明确标明社会主义青年团“确信马克思主义”,“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参加实际运动”,而“不是空谈学理”(《青年周刊》第4号)。这就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及其它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使青年团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加上同志们的努力,革命青年纷纷要求入团,1922年3月,广州青年团已有团员400多人。
第二,党团合一,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建立的,在广东共产党组织建立以后,青年团的领导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同时又是党组织的负责人,基本上是一套人马做党团两方面的工作。当时,党是秘密的,而团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为了工作方便,许多党员以团员的身份在团内兼职出面工作,许多工作是由党组织委托团出面负责的。许多优秀团员,被党秘密地、个别地吸收入党,如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其鉴、黄学增、彭湃等。由于党团合一的特点,使青年团从创建时起,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真正成了党的助手,在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创建时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团的组织能够巩固并不断发展壮大,在工作中能够取得重大的成绩。1923年党的三届一次会议曾指出:“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各项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参加”(《中央局报告》1923年11月)。1924年3月团的二届二次会议指出,广东团的工作是全国三个最好的地区之一(另外两地是湖南和北京)。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广州,各界人民纷纷响应,五四运动在广州得到迅速的发展。由于广东毗邻海外,又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得风气之先,历来外出求学的青年较多,五四以前,就有不少青年人到上海、北京以至日本、欧美等地求学。加上广东独特的政治环境,与其它省区相比,较为宽松,各种议论时政,介绍国内外事件的报刊杂志较为风行。因此,广东青年互通信息比较快,接触新思想新文化比较早。“所以,`五四'运动一经在北京发生,广东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就显得特别敏感”,立即投入运动。
1919年5月7日,广州各校师生结合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活动,开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5月11日,广州各界群众在东园举行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会后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州几乎全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都参加了”(胡提春《五四运动在广州》,载《五四运动在广州资料选编》)。5月25日,广州50多间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高等师范学校集会,抗议缔结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要求收回青岛,并决定组织追悼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北大粤籍学生郭钦光大会。第二天,各校学生齐集高师;举行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追悼会成为一个誓师大会,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在广州的深入发展。
5月底,广州两大学生组织——“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中上学联合”)和“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简称“省会学联会”)宣布成立。这两个组织,特别是“中上学联会”,统率起全省的青年学生,并联合社会各阶层,在广东开展了一场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运动。
这场运动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而当时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广东督军)却与北洋军阀政府遥相呼应,采取各种手段来对付广州的爱国群众运动。他们发出镇压运动的通电、布告,对群众进行恫吓,派出军警破坏学生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和抵制日货等活动,甚至采用卑鄙手段,撤换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校长,开除革命学生的学籍,企图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镇压下去。但青年学生不畏强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英勇斗争。5月30日,两大学生组织发动学生3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宣传抵制日货,游行队伍还冲击了买办日货的先施、大新、真光三大公司(群众称之为“三大亡国公司”)。“中上学联会”组织的检查日货、抵制
日货、捣毁焚烧日货的群众运动,一浪接一浪地向前发展。针对反动当局开除学运领导骨干和学运积极分子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符明昌、郑彦范、冯菊坡等人的学籍,“中上学联会”组织学生与反动当局作斗争,终于迫使当局恢复这些学生的学籍。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广州青年的先进分子进一步提高了革命觉悟,一批青年领袖人物脱颖而出,如彭湃、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杨匏安、黄学增等。尤其是“中上学联会”的副会长周其鉴、执行委员刘尔崧、阮啸仙等人,作为广州五四运动的知名领导人,在运动中充分展现了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这些优秀的青年领袖人物,后来成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骨干。
2.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影响着广州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在广州的深入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这就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经受五四运动的锻炼,云集于广州的青年先进分子推崇新思想,立志改造旧社会。他们成立各种团体,出版刊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风行全国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以及当地出版的十余种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国民报》、《中华新报》、《粤报》、《羊城报》、《大同报》、《岭海报》、《广东群报》等,在广州广为发行,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留日回国在广州任中学国文教员兼记者的杨匏安,从1919年7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续发表了40多篇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章,特别是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连续19天连载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问世,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章赞颂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杨匏安文集》第131页)。他大声疾呼,现在是到了劳动者奋起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了。参加过北京五四运动的粤籍北大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曾直接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1920年7月,他们从北大毕业回广州执教,在教学活动中积极宣传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并和广州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取得联系,在此基础上,于1920年10月创办了《广东群报》。在《广东群报》的创刊号上,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明确指出,《广东群报》的目的,就是改造社会,它的责任“就是负担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广东群报》1920年10月20日,转引自《广州青年团沿革》)。创刊号还登载了陈独秀撰写的《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对广州青年提出希望,要求他们“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的佣奴”(《“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21页)。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先进分子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人,则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向群众尤其是青年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必须对黑暗的旧社会进行“改造!改造!
3.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共产党组织的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有一个过程。在整个创建过程中,共产党组织起着直接指导的作用。
1920年夏秋间,就在广州先进青年开始酝酿建立革命团体的时候,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决定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建立相应的组织。广州的建团工作是由陈独秀函约谭平山、陈公博等人负责进行的。
1920年8月,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开始建团活动。他们通过《广东群报》,联络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从中发展团员。同年11月下旬,区声白、赵司农等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互助团与青年团合并,共有团员数十人,并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选举谭平山等为领导人。大会还通过章程,规定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广东群报》1921年1月27日,转引自《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二集)。可是,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与科学社会主义者毕竟信仰不同,这就导致了青年团内部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来广州任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到广州后,亲自指导青年团工作,他与无政府主义者来往磋商,坚持“集权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不满陈独秀的“专横”,接受不了“青年团之集权主义”,于1921年3月间决议退出了青年团。这样,原来以“研究社会主义”为宗旨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没有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青年周刊》第4号),组织活动陷于停顿状态,于5月以后停止了活动。
党的“一大”以后,决定在各地正式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广州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又是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负责人的谭平山,“接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12月,他恢复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并以广州青年团为基础,筹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期间,负责主持全国青年团恢复工作的张太雷,于1921年12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去广西桂林访问孙中山,并来广州指导建团工作。
1922年3月14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39周年的日子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谭平山在会上致词。他着重强调“我们组织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本团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因为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变社会的能力”(《青年周刊》第4号)。会后,经团员讨论、修改,最后通过并在《青年周刊》第6号上公布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修正章程》。根据章程的规定, 4月6日经过以通讯选举的方法,产生了团的正式领导人,谭平山被选为书记,还选出了7个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由他们组成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总理一切团务。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成员来自广州,集中于广州和活动在广州,这实际上就是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的发展和扩大,故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通常也称作广州青年团。至此,广州青年团已经成为一个宗旨明确,组织比较严密的青年革命团体。广州青年团的创建工作已经完成。
考察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创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强调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0年11月最初成立时,只是笼统地提出“研究社会主义”,“同情社会主义”,并没有标明是哪一种主义,因而走了一段弯路,导致团组织活动的一度停顿。到1922年3月创建工作完成时,明确标明社会主义青年团“确信马克思主义”,“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参加实际运动”,而“不是空谈学理”(《青年周刊》第4号)。这就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及其它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使青年团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加上同志们的努力,革命青年纷纷要求入团,1922年3月,广州青年团已有团员400多人。
第二,党团合一,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建立的,在广东共产党组织建立以后,青年团的领导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同时又是党组织的负责人,基本上是一套人马做党团两方面的工作。当时,党是秘密的,而团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为了工作方便,许多党员以团员的身份在团内兼职出面工作,许多工作是由党组织委托团出面负责的。许多优秀团员,被党秘密地、个别地吸收入党,如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其鉴、黄学增、彭湃等。由于党团合一的特点,使青年团从创建时起,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真正成了党的助手,在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创建时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团的组织能够巩固并不断发展壮大,在工作中能够取得重大的成绩。1923年党的三届一次会议曾指出:“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各项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参加”(《中央局报告》1923年11月)。1924年3月团的二届二次会议指出,广东团的工作是全国三个最好的地区之一(另外两地是湖南和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