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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传递，人类文化的传递有不同的模式。进入网络时代，人类的文化传递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青少年获得文化知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途径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家庭中，青少年虽然仍然接受父母的指导，但同时在许多方面能够对父母进行文化反哺，特别是在数字技术、流行文化、时尚休闲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话语权”，在文化传承上表现出明显的“后喻文化”特征。这种后喻文化特征对家庭亲子关系和亲子之间的互动方式产生强烈冲击，并对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与健康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一、文化传承与后喻文化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文化传承在方向上总是从上而下的，年长一代以教化者的身份将知识经验、谋生技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传递给下一代，而年轻一代总是扮演着被教化的角色。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这种急速的社会变迁面前，两代人由于不同的适应能力使年长一代在失去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年轻一代却“反客为主”获得了新的文化权威。
对于人类文化传递发生的这种变革，1970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后喻文化”理论。她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至今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86页）米德敏锐地洞察到，由于“二战”以来人类社会的急剧变迁，成年人原有的知识经验甚至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权威的解释力和传承价值，而现代青年却对新事物具有较高的吸收、接受能力，能够了解、经历和吸收他们眼前发生的这些迅猛的变化，更容易适应社会的变迁。“后喻文化”的提出，加深了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认识，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与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文化变迁相契合，由于我国社会从封闭走向了开放，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中，同样出现了传统的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角色变得模糊甚至颠倒的后喻文化现象。对于文化传递所发生的这些变化，社会学界、文化教育界也给予广泛的关注并深入研究。周晓虹从文化传递的角度，用“文化反哺”概念对年轻一代将文化知识等传授给年长一代的后喻文化现象进行阐释，在理论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对“文化反哺”的解释是：“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反哺的意义》，《青年界》1988年创刊号，第23页）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反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的过程，即传统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反过来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社会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过程。与此同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孙云晓等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向孩子学习》一书，揭示了中国社会在20世纪后期发生“后喻文化”现象的社会背景以及后喻文化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后喻文化”现象初现端倪的话，那么在网络时代，“后喻文化”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遍接受的事实。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为后喻文化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正如二战后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孕育了美国的后喻文化一样，20世纪90年代信息和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也拉开了中国后喻文化时代的序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给时代文化带来一个全新的界面，使文化范式发生剧烈的转变，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网络文化。这种文化兼容现实与虚拟，更具有个性化色彩，同时它又以高度的开放性，使之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因为网络文化的平等与共享，使青少年摆脱了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文化传递模式的束缚，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获得比前辈更多的、更先进的文化知识。显然，与以往相比，青少年在网络时代获取文化知识的途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人类的文化传递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后喻文化”正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忽略而且充满无限魅力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后喻文化对社会互动方式，特别是学校中的师生互动与家庭中的亲子互动发生产生巨大影响，从而推动着新型师生关系与亲子关系的形成。
二、网络时代的后喻文化特征
“后喻文化”的产生并向更深层次发展，表明传统社会单向的文化传承模式正在向现代社会双向互动传承模式转变。如果说正向的社会化是上一代人用既存的文化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知识与劳动技能去哺育下一代，使青少年成为长辈所希望的、适应社会环境的、能担负特定社会角色的合格成员；那么反向社会化则是一种“文化反哺”，是下一代人努力用自己创造的文化成果去改变环境、重塑上一代（李秋洪：《青年社会化研究的新课题》，《青年探索》1991年第6期）。进入网络时代，“文化反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文化传承上表现出明显的“后喻文化”特征。
1．青少年成为使用互联网络技术的主体力量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人类真正进入了信息化、数字化时代。
互联网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具体表现在数位式行为、更多的DIY（Do it yourself 自己动手）、反权威、世界观、效率观以及多元的知识等方面。基于互联网的文化优势，如运行速度的快捷性、传播信息的同步行、人际交往的非权威性、知识传递的网络化等，以及青少年自身的年龄优势和富于探索创新精神，青少年直接通过互联网去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有利于效率观念、平权观念、全球意识、多元理念等现代观念的形成。因此，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对年长一代进行“文化反哺”的话语权。
2．青少年在数字化生存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反哺“话语权”
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网络、电脑、数码相机、随身听等数字产品，陆续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各式各样的新器物面前，年长一代的知识以及动手能力都大大落后于年轻一代。许多家长是在孩子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始使用电脑，开始上网冲浪、浏览信息、发送电子邮件、下载图片彩铃、QQ聊天等。就是一些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家长，在软件安装、网页制作或远程登陆时，在孩子面前也只能甘拜下风。有的家长在使用电脑打印文稿时，在输入文字、排版、打印格式等方面经常遇到困难，一筹莫展，可是不起眼的孩子在键盘上“啪、啪”几下，困难迎刃而解，易如反掌。面对着孩子扬长而去的背影，家长是自叹不如。在这样的数字鸿沟面前，年轻一代自由自在地跨越两边，成为年长一代的“老师”也就不足为怪了。近年来，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由此开发出的新型消费品、新器物频繁出现在生活中，数码相机、mp3在青年人手里是那样驾轻就熟，可在许多成年人手里却不知所措，两代人之间的“数字鸿沟”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3．青少年在流行文化、休闲消费、审美时尚方面具有明显的反哺优势
青少年利用在网络信息方面的优势，对现时生活中的流行文化、时尚消费、明星偶像也是了如指掌，信手拈来。在流行文化方面，“超女”、街舞、蹦极、大头贴等时尚为青年人津津乐道，家长却不知所云；黑客、菜鸟、网虫、“斑竹”（版主）、“GG”（哥哥）、“MM”（美眉）、“
消费方式的变化是文化变迁最直接、最外显的反映，消费观念带来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同时促进了社会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化。网上购物、名牌消费，造就了青少年的消费主义观念。子女的消费观念对父母的影响不仅包括有关消费品的种类、款式、品牌、价格等方面，还往往涉及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多数家长虽然对孩子花钱大手大脚不敢认同以外，但也从过去讲求安贫乐道到讲究享受，从一味崇尚“节俭”代之以“适度消费”，甚至在必要时采用“信贷消费”，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在传统社会是受到责备的，但在现时代却有了新的诠释，用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4．青少年在价值观念、世界观念方面对年长一代产生明显影响
青少年在社会文化比较稳定的核心层面，如生活方式、为人处事方式、人生价值观、政治倾向等方面，不少家长也承认受到孩子的影响。
按照传统的理解，父母作为成年人人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对社会、生活、人生、处事方式应该有着更深刻的体验，应该给子女以较大的影响，并提出指导性的建议。过去有的家长经常教育子女说：“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可是在急速变迁的全球化时代，今天的青少年事实上比他们的父辈更能敏感地觉察到时代的发展趋势，正确地看待社会在政治民主化、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并能够与时俱进。青少年往往比家长更具有民主法制观念、权益保护观念、环境保护观念，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比如对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看法，许多家长更注重中美之间的政治军事的对立方面，而青少年更看重中美之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彼此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再比如，在如何看待2003年发生在美国的由恐怖组织轰炸纽约世界贸易大厦的“9.11事件”，有的家长认为美国是罪有应得，活该如此，炸得越多越好等，而青少年则认为恐怖活动是对全人类的威胁，应该严厉打击，并且对恐怖事件的受害者表示同情。这是两代人的政治背景、教育背景不同造成的差别，显然青少年比他们的父辈更具有世界观念和全球性意识。
5．互联网实现文化的平等与共享逐渐动摇父母的文化权威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论社会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就文化传递的方向而言，总是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承。与此相应，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亲子两代在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前后相继性，决定了双方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会教化过程中的“父为子纲”，称得上是一切文明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文化传承》，《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51页）。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教师、父母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具有至上的文化权威，是知识的维护与传递者。青少年所提出的问题，有时在教师和父母眼里显得那么幼稚可笑。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教师、父母的文化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成长主要靠经验的传递，年长一代所具备的知识经验都比青年人要多，而且，传播媒介也不发达，因而知识的传递几乎都是单一的由上对下的渠道，再加上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的制约，造成了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学习的革命。网络带给青少年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一世界相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具有内容的新奇性与多变性、交往的匿名性与快捷性、空间的广阔性与虚拟性、过程的公开性与公平性……五彩缤纷的网络世界对于追求新异刺激、喜爱创造的青少年的吸引力远胜于刻板的家庭教育和学校生活。随着互联网一起长大的青少年，他们在互联网的网页上尽情冲浪，在知识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畅游。在获得知识、吸取信息方面的途径明显增多。他们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选择的机会，长期受压抑的主体性一下子爆发出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一览无余地展现在青少年面前，青少年的意识、潜意识中各种念头终于有了共同的“话语”，各种天性得以彻底展现，信息技术使得学习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各取所需的过程。由于网络文化的平等与共享，文化权威开始消失，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知识等级结构正在土崩瓦解，长辈对后辈的文化启蒙已经没有多少价值。在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中，青少年思维活跃，眼界开阔，在拥有知识的数量以及知识的更新上，丝毫不比父辈们逊色，在有的方面甚至出现新的反差：在互联网上成年人的反应往往比青少年迟钝，不仅自己掌握的知识难以显示出优势，而且会迅速老化。相反，青少年在网上却轻车熟路，来去自由。在好多情况下，青少年反倒成了成年人的计算机启蒙者。所以，在青少年眼里，教师、父母已经不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所有这些对传统的文化教育方式提出严峻的考验与挑战，父母与教师的文化权威逐渐动摇。
6．青少年的自主性学习明显增强
网络文化是一种高度开放的文化，网络上的每一种产品都具备世界性和全民性，不论男女老少，谁都可以尽情享用，并且不受数量和时间的限制，这就为青少年的学习成材创造了条件。
当前，网络教育有了快速发展，通过互联网学习就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和学位。例如，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所采用互联网教学的网上大学——“网上人大”。目前，“网上人大”在全国五十余个城市设有教学服务中心，在读本、专科学生四万余名。在教学管理模式方面，实行基于教学管理系统平台，以完全学分制、选课制、弹性学习期限、“双期四考”制、预约答疑制、预约考试制及转考制为基本内容的全新管理模式，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结合教学计划及考试计划，自主选课，灵活安排学习时间，依靠各种教学资源进行个性化学习。
可以预测，青少年通过网络学习将成为一种潮流。互联网的虚拟技术使青少年接受知识的途径大大拓宽，改变了过去只能通过教师授课、图书馆借阅、实验室实验等有限的途径。青少年利用互联网可以通过检索数据库搜集资料，可以通过专家教学系统自测自学，还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向世界各国各学校调阅资料。网络教育的自主性学习，使得学校学制更加灵活，学生对教师的依赖程度明显减少，自主性与自由度明显增强。网络产品的世界性与全民性，为青少年学习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也使得青少年对父母文化教育的依赖性大大减少。可以说，在文化知识方面，是年轻一代影响年长一代最大的领域之一，也是年长一代一般心悦诚服接受“反哺”的方面。
7．父母在青少年社会化进程中仍然发挥指导作用
在信息社会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各自的权威，而且这些权威往往都是较为年长的人，青少年的父辈几乎都是他们各方面的权威。在工业社会，虽然那种农业社会长辈们的全面性权威已不复存在，但在各个特定领域仍然存在权威，例如科学家、企业家等就是青少年崇拜的偶像。然而，由于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的优势逐渐丧失，以及网络社会“符号互动”造成的长幼辈份的消解，长辈们身上神圣的权威性正在消退。
在家庭中，虽然青少年对父母的依赖性减弱，甚至在某些方面能够对父母进行文化反哺，父母的权威被弱化，但是对于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和成长来说，父母的权威和榜样仍然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从正的方面说，长辈是青少年学习的“第一人格偶像”，青少年往往通过对父母、师长等长辈权威形象的崇拜和人格的模仿，来达到对这些长辈权威们所代表的社会规范、社会责任的内化以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同。从负的方面来说，在网络社会，青少年的权威崇拜由“长辈权威”向“网络权威”转移，例如网络游戏中的侠客，互联网上的黑客等，这些新偶像所传达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规范往往是暴力征服、唯我独尊、投机取巧等有悖于社会规范的错误观念，极容易造成青少年价值标准的紊乱、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以及角色认同的危机。目前出现的众多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既与青少年的自制力有关，也与父母对青少年缺乏科学有效的教育引导和制度约束有关。从正反两方面看，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不能离开长辈的引导。
即使青少年对父母能够进行文化反哺，也主要表现在文化表层，如数字技术、休闲消费、流行时尚等方面，但是在基本的社会规范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核心价值体系层面，仍然需要父母担负青少年社会化的重任，不能放任自流，所以青少年社会化的两条进路是双向互喻、并行不悖的，父母不能放弃自己的教化责任。
三、网络时代青少年社会化模式的转变
进入网络时代，影响青少年社会化的几大因素，如家庭、教育、社区、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人们特别强调家庭和教育在青少年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其他因素是辅助性的。但今天这种解释已不适宜，几大因素的重要性顺序似乎应该重新“排座次”。大量事实表明，家庭和教育的社会化影响力在下降，传统的社会化权威在瓦解，新的社会化因素在产生。在青少年社会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是网络。网络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模式发生明显转变。
1．由正向社会化到反向社会化
社会学对青少年社会化的早期研究多侧重于正向社会化，如教育社会学的奠基人涂尔干正是从正向社会化的角度首先提出了社会化的概念。从整体来看，传统的社会化理论把社会化理解为一个单向的文化传递过程，是由社会机构、大众传播媒介、各种组织、家长、教师、权威向青少年个体传授文化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技能的过程。在这种单向社会化模式中，强调社会环境塑造个体，长者施教于幼者；强调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的权力和要求，而没有或很少考虑年轻一代的要求、权力与主体性。
如果说对社会化概念的传统理解是以单向性为特征的话，那么，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变迁的事实有力地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化概念的理解，如西方人本主义、符号互动理论、代沟理论等意识到，社会化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不仅年长一代能对年轻一代施加影响，年轻一代同样也能反过来使年长一代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发生变化，也就是反向社会化。
相对来讲，正向的社会化是上一代人用既存的文化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知识与劳动技能去哺育下一代，使青少年成为长辈所希望的、适应社会环境的、能担负特定社会角色的合格成员；反向社会化则是一种“文化反哺”，是下一代人努力用自己创造的文化成果去改变环境、重塑上一代。进入网络时代，“文化反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青少年社会化的两种路径双向互喻，并行不悖，在文化传承上表现出明显的“互喻”特征。
2．由线形社会化到网状社会化
在传统社会，由于社会的相对封闭性，文化的延续更多是采取了代代相传、言传身教的方式。尽管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存在，但这种外来影响的途径是非常有限的，其进程也是缓慢的。因此，在这种社会中，青少年的社会化模式更多的呈现为“线形模式”，也就是说，青少年往往只能单向地从父辈那里学习生存的知识技能、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在这里，个人的威信和权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父辈对晚辈有着不容质疑、不容挑战的权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世界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大门，主动投身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并在资本、技术、商品、人力资源的全球化进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和比较优势。与此同时，知识和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改革开放在带来资本、技术的同时，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西方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道德观念产生了直接冲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和普及的互联网，更使我们暴露在国际性的爆炸式增长的信息洪流中。在这种多元文化影响下，青少年的社会化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也就是说，从以往那种“线形社会化模式”转变为“网状社会化模式”。在线形社会化模式中，青少年的文化影响的来源和途径主要是家庭和学校，即“社会化制度”。但是，在网状社会化模式中，互联网、电视媒体、广告和购物中心成为新增的文化影响来源和途径，文化影响的来源和途径多元化了，形如网状结构。
3．由真实社会化到虚拟社会化
以互联网和大众传媒为代表的新的社会化制度，在量和质两方面都与传统的家庭不同。从量的父母来看，父母的知识经验在互联网和大众传媒面前，显得如同“沧海一粟”一样无足轻重，父母头脑里的知识量与互联网上的知识量形成巨大反差。从质的父母看，互联网和大众传媒所传播的知识信息，往往都是最流行、时尚、前卫的，这与父母所教导的那些带有时代痕迹的陈旧的、固守的知识观念，也产生强烈反差。这样，长辈与晚辈、“传统”与“前卫”的对立，便不可避免地通过代沟而呈现出来。
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施化者与受化者是社会化的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社会化机构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中，施化者与受化者是真实的明确的。然而，在青少年的网络社会化过程中，施化者与受化者的角色是虚拟的，不确定的。从施化者的确定性——受化者的自主性的纬度进行划分，青少年社会化实际上可以分为“真实社会化”与“虚拟社会化”两种基本类型。以互联网媒体为代表的新的社会化制度，在量和质两方面都与传统的社会化制度不同。网络所构筑的“第二现实世界”，使青少年社会化传统意义上的“与客观现实世界的互动”变为“与虚拟社会情景的对话”。青少年社会化范式发生变迁，在传统真实社会化的基础上出现了网络“虚拟社会化”。
假如可以把几大传统社会化因素称为“真实社会化”场所的话，那么，网络媒体便可以称为“虚拟社会化”场所。所谓“真实社会化”即传统的社会化，通常是指在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传统大众媒介中进行的社会化。在这个真实的社会环境中，青少年习得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规范，社会文化得以传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真实社会化的主要特征是施化者的真实性和确定性，而受化者的被动性十分明显。
作为一种与真实社会化相并列的社会化机制，虚拟社会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施化者的虚拟性。在网络环境中，所有的社会角色具有匿名性，其真实的身份的地位难以准确辨认，所营造的社会情景也是虚拟的，不确定的。二是社会化过程的双向性。施化者与受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施化者可能也是受化者，受化的同时也可能在施化，社会化过程呈双向性。三是行为方式社会化与角色规范社会化脱节。虚拟社会化强调具体的形象和行为模式的灌输，忽视角色所固有的社会规范的培养。四是个体化的社会化内容。真实社会化的内容具有群体化的特征，而在虚拟社会化条件下，个体具有更多的选择上的自主性，社会化内容具有较大的个性化色彩（风笑天、孙龙：《虚拟社会化与青年的角色认同危机》，《青年研究》1999年第12期，第16页）。网络媒体使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的教化”变为施化者和受化者在“虚拟世界”的对话。
四、后喻文化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1．亲子两代在传统教化中的不平等性
在传统的社会文化中，父母依靠对知识经验的垄断，占据着文化权威的地位，处于社会文化的“中心”。而青少年属于未成年人，是社会文化中的受教育者，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个体的成长主要靠经验的传递，亲代所具备的知识经验、学识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总是高于子代的，而且传播媒介也不发达，因而知识的传递几乎都是单一的上对下的渠道，所以亲子两代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
从文化教育上看，亲子关系也可以从父母和子女各自代表的“精致编码文化”与“局限编码文化”、“社会主流文化”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由于青少年往往被视为“幼稚”和“浅薄”，而成人文化具有巨大惯性，使得青少年往往受制于处于文化优势的父母。而且我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长幼有序”、“三纲五常”，所以长幼之间的纵向关系仍受重视，冒犯长辈仍然受到道德谴责。社会文化总是从高势能区向低势能区转移，这对于青少年行为习惯的养成和对社会规则的认同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在传统社会这种亲子两代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在工业文明时代受到挑战。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在指导耕耘、收获谷物、处理家族问题时长辈的经验被视为不可背离的圣典，然而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冲击下，这些圣典变得不合时宜。在工业文明时代，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日趋迅速，知识的发展不但表现出量的急剧增加，而且呈现出质的更新与嬗变。在这种激烈的文化变迁中，长辈作为代际文化传递者的权威地位开始失落，自上而下的代际文化传承模式出现了断裂，代沟问题开始出现。
2．后喻文化改善代际关系
代沟即代际差异，是指由于时代和环境的急剧变化、基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从而导致不同代之间在社会拥有方面以及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和冲突的社会现象（周怡：《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代际差异”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父代与子代所接受的教育不同，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两代人形成了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是正常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代沟现象是到现代社会才产生的。代沟是对传统代际传承的一种反叛，这种反叛是起点而不是终点，代际传承的最终方向是双向的平等的，既有上代对下代的教化指导，也有下代对上代的“文化反哺”。代沟只是动摇了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文化反哺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传统代际传承模式的革新。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亲子之间的交流沟通是十分必要的，要缓和代际隔阂，就要减少两代人之间在认识、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在这个问题上，文化反哺正是缓和代际隔阂的一种有效途径。
文化反哺改变了代际之间原有的关系和结构，增强了代际交流沟通，使长辈提高对变迁社会的顺应能力，年轻一代的意见或建议也得到年长一代的重视，双方的有效沟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诚然，年轻一代的反哺并未使年长一代失去原有的地位和尊严，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悄悄改变了代际之间的相对地位，不可避免地提高了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家庭中的发言权。文化反哺对填补代沟，促进社会融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时至今日，伴随互联网长大的青少年一代，在学校、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正由“边际人”向“年轻的成人”转变，由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走向社会文化的“中心”。互联网提供给世人开放的多元的价值观，青少年并不直接接受或认同成年人强加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他们有自己的话语，有自己的行为方式，有自己的价值人生。青少年的人格、尊严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他们的心声、体验得到成年人的理解，他们需要更多参与社会决策的机会，他们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再者，在虚拟文化空间里，人际之间并非是“人—人”面对面的，而是“人—符号—人”式的交往。这种全新的交往方式遮蔽了双方的性别、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等诸多社会属性，从而为代际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渠道。青少年从这里无拘束的径直的表达自己的意愿，传递自己的见解，显示自己的个性。在这里，没有了权威，没有了专制，没有了做作。父母不再颐指气使，指手划脚，只能心平气和，平等共处。
五、网络时代亲子互动方式的转变
1．改善亲子关系，增进亲子互动
在影响青少年初级社会化的社会互动中，亲子互动是最主要的一种。亲子互动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相互影响而发生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亲子之间通过不同的互动模式而形成不同类型的亲子关系。根据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双亲与子女组成的正是面对面亲密、频繁交往的初级群体。在这个直接、自然的关系世界里，亲子互动对儿童早期社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先入为主。这是指亲子关系、亲子互动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某种先入为主的定势作用，它使得青少年继后接受其它影响时形成一种“准备状态”，即奠定了他接受教育的基础。第二，感情纽带。与其他人际关系相比，亲子关系更具有情感色彩，更富有人情味。父母的爱，尤其是母爱，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是一种特殊的伟大力量，它能使儿童感到自己经常处于安全和幸福之中。第三，教育和生活一体化。相对于师生互动而言，亲子互动一般多属于非正式的和高频度的，家庭中的教育与生活是合而为一、联于一体的。“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亲子朝夕相处，休戚与共，家庭生活的各个侧面都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发展，最终形成青少年相应的个性、态度和品行。
事实上，文化反哺与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是并行相容的。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父母比之于未成年的儿童，各方面都更成熟，因而能对儿童的发展起指导作用，相应地，父母在亲子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况且，当代青少年也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感性多于理性；功利色彩浓重；接受能力强而辨别能力弱；自我关注多而社会责任感差等。在这个后喻文化时代，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处于主导地位的父母需要抛开传统的闭锁的视野，融入到信息时代的潮流中来，重新审视亲子之间的互动方式，了解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规律，采取科学的教养观念和教养方式，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2．采取科学的教养观念和教养方式，按照科学规律施教
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有关亲子交往的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内外众多因素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的重要中介。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德（D. Baumrind）对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她根据父母行为的控制和温情两个维度，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三类：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麦考贝和玛丁（Maccoby & Martin）在鲍姆林德研究的基础上，从父母要求性和父母反应性两个维度，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四种类型。
与后喻文化的时代特征相适应，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是最为理想的。由于权威型的父母是指导而不支配，自由而不放纵，尊重而不溺爱，鼓励而不怂恿，所以，青少年在这种父母的教育下，会变得更合作、友善、自控和富于想象，有较好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孩子容易感到安全、有自信心，比管教过严或过松的孩子更活跃、开朗、自然而外向。一般说来，来自权威型家庭的青少年在心理发展的各项指标（如自立、自尊、个人能力等）、问题行为、心理压力（如焦虑、抑郁等）和学业成绩等都表现良好，而来自忽视型家庭的青少年适应性最差。
国内有研究证明，情感温暖与理解是父母教养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积极的教育方式，在儿童品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温暖理解是父母对儿童的温情与慈爱，包括充分地接纳和理解儿童，积极地对儿童做出反应，能设身处地的站在子女的立场上去感受、去体验，能进入子女的内心世界，体会子女的喜怒哀乐和各种需求，把子女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去尊重，这种教养方式所产生的教育价值无疑是积极的（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所以，父母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以获得教育子女的资格。另一方面，要改善教育方法，让子女充分拥有享受生活、体验社会的权利。父母应放下架子，与子女平等的做朋友。父母对子女严格要求是必须的，但严格要求并不等于惩罚严厉，不等于“爱的收回”，应该与子女平等地相处，耐心倾听子女的想法和感受，保证与子女进行情感沟通的时间。
3．了解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规律，了解自己孩子的个性特点
成功的家庭教育有两个前提：父母了解这个时代，了解自己孩子的个性特点。成功的家教，在于父母要求自己跟上时代，而不是要求孩子跟上自己。提高自己、了解孩子是为了科学育人，而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塑造孩子。但现实普遍存在的倾向是父母的要求与孩子的愿望严重脱节，许多错误的家教方式由此产生，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不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不了解自己孩子的个性特点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儿童自出生到成人，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而且，每一个儿童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点。只有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才能有的放矢地教育孩子。可现实中有些为人父母者并非如此，却因为“无知”而在教育孩子时漏洞百出。比如，父母最关心孩子的事情是身体健康和学习分数，至于什么是心理健康，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有什么影响，学习分数与智力开发的关系是什么，许多父母并不问津，有的也不大清楚。再比如，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生理心理发生了诸多深刻的变化，其与儿童期不同的心理特征就是“闭锁性”。
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感情内敛，有心事不与父母谈，即使在家里，也往往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父母闭锁。相对应地，更喜欢对朋友开放，与朋友无话不谈。由于父母对子女的“闭锁性”缺乏了解，甚至对孩子的自尊、独立、自主的民主要求视为偏激、任性、不服管教，进而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北京市第二医院自开设少男少女心理门诊以来，已有400多例求诊者，年龄集中在14～18岁。据介绍，前来就诊的女生中，80%的女生都会抱怨自己的妈妈如何不好。比如，交朋友时——“你一定要和学习好的同学在一起。”谈感受时——“你是我生的，我怎么会不理解你？”和她交流时，比如，偶尔提到自己喜欢的影星——“你们现在这些小孩啊，整天不务正业，就知道……”和同学在一起时——总是拿我的缺点与别人的优点互相比较，谁比较聪明、功课比较好、长得比较高……郊游回来后——“你旁边的男同学是谁？”同一件事，每天都说，一天说无数遍，还偷着翻我的东西。在与这些前来求诊的学生母亲沟通时，他们也往往抱怨自己的女儿——你说东，她偏往西。你说一句，她有一百句等着。你在这边说得嗓子冒烟，她却心不在焉，仍旧我行我素，要么干脆不理你。回家就电话筒不离手，在那“煲电话粥”。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能是提高父母的素质，全面地了解孩子，掌握孩子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和个性品质。在信息时代，社会结构在变化，生存生活方式在改变，价值观念在整合，思维方式在优化，长辈们面对日新月异甚至是光怪陆离的新事物、新问题，必须向社会学习，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担当起教育子女的责任。
4．建立亲子之间的良好沟通机制
要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亲子沟通是穿越“代沟”的桥梁。亲子沟通是亲子互动的内在运行机制，亲子之间有效的沟通有利于维持家庭系统中适应性和亲密度的平衡以及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青少年进入青春期后，这个时期的主要发展任务就是探索自我同一性，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由童年时期的遵从和依赖转变为分离和依恋，青少年一方面要寻求个体的独立，另一方面又需要父母的理解和支持。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良好沟通有助于青少年与父母之间新的适应青少年心理发展需要的亲子互动模式的形成和建立。
在现代人际交往过程中，沟通是思想交流的重要渠道。缺乏沟通，人与人之间就无法相互理解，更无从形成人们的共识。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离不开沟通。而现实中，亲子沟通不良的现象时有所见。据调查，现在未成年人子女中不服父母管教，与之相对抗出现了普遍化、低龄化的趋势，主要是青少年对父母有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感和异己感。特别是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开始与父母疏远，言辞冷淡，举止冷漠。情感藏在内心，喜欢悄悄地躲起来。情绪喜怒无常，常常与父母顶嘴，动辄发脾气。为什么家长苦口婆心，而孩子却充耳不闻？更有许多的家长感叹，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这么难以管教？主要原因是青少年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比如信任、友谊、爱、与异性的交往、个人兴趣、自由支配的活动等。而家长没有注意到孩子的感情世界和成长需要，没有把孩子当作有独立人格和丰富情感的主体。“虽然有时和父母谈谈，希望能给我一点娱乐时间，但他们认为读书是最重要的，我不喜欢这样的教育。”如果家长只要求孩子按父母的意愿行事，要求顺从听话，总是以老子、上司的姿态发号施令，使孩子的人格得不到尊重，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就极易使孩子产生执拗、偏激、任性，形成一种避免非难的防御反射。于是心理闭锁、情绪逆反、孤独、退缩、逃避等行为就不可避免了。
许多父母虽与孩子朝夕相处，却并不了解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不了解孩子的精神世界，就很难有效地引导他们成为所希望的人，所以要经常与孩子沟通，要培养与孩子共同的兴趣，如下棋、听音乐、看球赛、游戏等。父母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要善于倾听孩子的诉说，做一个忠实的听众。有经验的父母提出，通过孩子说话来了解他们的感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方式。不论孩子提出的问题是大还是小，都要尽可能找时间立即去倾听他所说的话，而不是让孩子等你有了空闲时间再说。立即倾听孩子的谈话，有助于赢得孩子信任，这样孩子才愿意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而对家长来说，了解孩子头脑里想的是什么，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作为长辈，父母应该低下高傲的头颅，抛开长者的架子，去倾听年轻一代的心声和倾诉，去感同身受他们的内心体验。父母不应该只是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还要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学习、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亲子之间的沟通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的实践，也不仅限于言语上的表达，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表现出来。除了文字之外，它还包括表情、手势、姿态、声调等，一个拥抱，一个微笑都是很好的沟通方式。良好的沟通是以上各种方式的综合灵活运用。
5．父母对后喻文化的态度反应与角色调整
互联网使当代中国社会在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阅读时代、电视时代，父母还可以对孩子指指点点，到了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父母们还能够对孩子指指点点吗？在现代社会里，父母不可能再是知识的权威了，孩子每天都会向父母讲述最新发布的知识。孩子为家庭带来一种全新的文化风貌，无论是个人化还是全球化的东西，对父母来讲，都是久违的或陌生的。所以，当父母与孩子坐在计算机前，一起在互联网络上探险时，他们是真正的朋友，是需要互相学习的朋友，甚至要完全“以孩子为师”。尼葛洛庞帝在帕博特所著的《新家庭——跨越数字化时代的代沟》一书的序言中写到：“我们从没有这么需要以孩子为师……”向孩子学习，可以使父母本来要完结的“精神生命”获得新生，使父母从孩子身上再次发现自己。
在这个后喻文化时代，终身教育的世界趋势令父辈们不能停下学习的脚步，与时俱进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青少年在现代观念的吸收与适应方面远优于他们的父母一代。创新、创造、好奇是青少年的天性，他们没有对传统的依恋而唯唯诺诺，没有对历史的怀旧而踌躇不前，没有先入为主的条条框框而缩手缩脚。父母应当认识到，在社会文化急剧变迁中，既有的某些知识和生活方式被淘汰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而没有旧观念、旧模式束缚的孩子，凭着对新文化的敏感、认同以及接受能力的优势，获得对成年人进行反向影响的能力，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有些学者发出了“向孩子学习”的时代声音。这是时代要求、时代现状的反映。
当然，“向孩子学习”并不否认青少年中还存在的不足，更不是放弃对青少年一代的监护、督促与指导。当代的青少年固然存在着任性、自我中心等种种问题和不足，但他们的一些现代化的观念，如平权观念、竞争意识、反权威、全球眼光、多元价值观等则是年长一代所不及的。青少年在人格发展方面有五大优势，即充满自信、乐于助人、渴望友谊、积极寻求发展和兴趣广泛等。今天的青少年至少在十个方面对成人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是乐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二是主体性增强；三是平等意识增强；四是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强；五是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六是比成年人更容易接受环保意识；七是相信事实；八是做事认真；九是极的休闲态度；十是兴趣爱好广泛。这些都是孩子们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值得父母们学习。
“向孩子学习”这不是父母的不幸，与孩子一起成长，才是父母一代最大的幸运，两代人必须相互学习才能生存与发展。在父母、子女相互为师，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向孩子学习”使父母的“精神生命”获得了新生，同时也可以填平两代人之间的鸿沟。通过父母向孩子学习，人们看到了网络时代后喻文化的一个生动画面。
注：该文获第六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10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
责任编辑：杨长征、黎陆昕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管理部供稿）
网络时代的后喻文化特征与亲子互动方式的转变
【摘 要】